今天和大伙推荐龙应台的一篇流传已久的文章，叫“幼稚园大学”。说的是她在台湾当大学老师期间，发现不少学生从小到大按部就班地长大，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但思想和行为成熟度并没达到这个年龄该有些水平。
文 | 龙应台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墨守成规，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了解为何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非常不错的学生，由于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减少了他的分数，期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要紧。
但他也没来。
等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何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你看我，我看你，非常惊讶我问了如此一个问题。
“大家如何敢呢？教授会非常生气，觉得大家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大家如何敢？”
那样，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由于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否送大家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愿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由于脚痛，想母亲；没受伤的也哭，由于她不了解怎么样处置这个状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状况”仅需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这样而已。
我非常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孩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同意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第二，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非常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目了然，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何”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了解，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可以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好了解苏格拉底为何拒绝逃狱，也了解梭罗为何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不了解。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建议——他不了解，他没建议，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
我爱护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特别一片真情。但，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少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紧急的，他们没——完全没——独立考虑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大家看看这类“不敢”、“泪眼汪汪”、“没建议”的大学生正在同意哪种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总是是由于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法。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我们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需要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季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双眼，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些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大家论“事”的时候，用心怎么样根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实质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紧急！
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 protection）所作的解释：
· 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
· 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
· 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
· 第四，把我们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到事情时，除去“泪眼汪汪”以外又能干什么呢？
教育者可能会说：这类学生假如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非必要这样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由于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能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掌握自治自律，就是由于他们一直同意喂哺式的辅导，那样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大家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大家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百依百顺、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状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到底哪一个比较要紧？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年轻人，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大家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法；在课业上，很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讲。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不少，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念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非常动人，却毫不合理。
第一，大家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传授常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照逻辑来讲，假如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备那门课所要传授的常识，并且可以以考试或其他方法证明他的程度，那样他就没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不过为了帮助学生获得这一门常识——让大家在同一时刻同一地址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一个学生，不论缘由为什么，已经拥有那个常识，那样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讲，一个学生没那门常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原因应该是：你没得到常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常识吸取量并没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同意；愈严愈好。但那份“严”与“逼”需要在实质的常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程，出比较灵活的考试试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假如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掌握怎么样为我们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大家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假如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哪个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可以“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由于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学过怎么样去考虑，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的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手段。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点。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去需要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以外，还要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不然，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更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需要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不然，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类，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做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一寸留白的画。
假如怕学生怠情，大家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能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否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大家假如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考虑，大家又如何能教他们怎么样考虑呢？
在海外教书的那很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由于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来、投进来、却没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感觉富有。
说学生缺少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独立考虑的能力，我其实还没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大家的教育政策到底希不期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
我是在假定大家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首要条件之下写这篇反省。
可是，假如这个假定的大首要条件是对的，为何大家在思想的练习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法？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伙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想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诫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法，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建议。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非常一定地说，“反正没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其次，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非常有商榷的空间。“重道”毋庸置疑；对常识的一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规范的基础。但“尊师”，假如指凡“师”必“尊”——只由于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大家有没权利需要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少勇气，还是大家迷信我们的权威，又缺少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大家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何又惧怕他由于“慎思、明辨”而对大家的权威导致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施上，比我一个人的学生年代要进步得不少不少。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可能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我们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靠的。这个假定可能没错，可是教育者应付的方法，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导致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类“不敢”、“泪眼汪汪”、“没建议”、“不了解”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何样的公民？哪种社会中坚？他能是非分明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了解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相反的。
假如大家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大家需要能考虑、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需要张开手臂来同意刺激与挑战。假如大家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考虑、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样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可以迷信我们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大家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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