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月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与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理研究中获得的收获。
发布会结束后，中国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这位记者问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机理”有什么应用前景？吉拉斯面对这个有点“外行”的问题讲解说“尽管在将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叫人们理解细胞的工作方法，并非专注于应用。”
急于“变现”的记者不会理解，也不会了解，他们我们的科学认知和人文素养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毕竟，在中国，那些坚持我们的理想，而最后一事无成的人，还常常遭到旁人的嘲笑。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公共常识分子在对中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思中就认识到，一个有价值的行为并非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人类的社会伦理需要超越结果导向的简单驱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非由于它所达到的成效或收获”，“即便这一意志完全没力量达成它的目的，即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己的原故而熠熠发光。”
1949年，汤川秀树代表日本人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未来的16年间，日本共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2000年将来，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开始上学的青少年。日本二战前和战后，教育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人当作“爱国工具”来培养，后者把人当作“人”来教育，把教育孩子什么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学生以亲身历程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科学家治学的不同，他说日本人的强项是努力和坚持，而美国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坚持、自由和想象力，这类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的距离，是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有什么区别。
现在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共有九位华人，分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 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 2009年物理学奖）、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九位获奖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国内同意教育，崔琦1949年后在国内读过两年小学，别的人1949年后均没在国内同意过教育。
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华人也能获奖说明，华人的研究能力、革新能力没问题。但国内人基数这样之大，为什么获奖者只有屠呦呦一个“另类”？非常可能，问题出在大家的教育，特别是，只教“常识”不教“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考虑怎么样做“人”，也没想过怎么样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中国父母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投资就要选收益长见效快的专业，专业选准了，孩子就成人了；对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是一味地思量着怎么样把“人”培培养各种有用的“工具”，上个八十年代，这种行为被讲解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二
晏阳初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倡导第一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静、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期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到今天没变。
民国三十八年，河北固安小学校的毕业照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九零后，13岁辍学，同意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用户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旧感觉自己并没犯罪。蔡洋告诉他的母亲：“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常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不少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了解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养活自己将来该如何解决，该如何做人，如何考虑，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了解简单的宣传标语，能进出“精神洗浴房”，只须能“做牛做马也爱国”、能“为政府出力”就好，至于到底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如何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得不多。
蔡洋，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一塌糊涂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懂事的行动。蔡洋只不过一个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如此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理由，就是支持”如此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不少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倡导、有理想，注意观察，很多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真理，只有立场。
这所有，在非常大程度上，是中小学课程中“排它性”政治教育的结果，简单固化的价值观，教育的出来的人大多偏执而缺少包容，对待异己分子不共戴天，对同胞下手比对动物还狠，这教育，对“和谐社会”一点好处都没。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他们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惊惶失措。
由于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留在它国爱中国。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何大家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长估计也想不知道。
仁和义是“人性”教育中的两个基础。所谓仁，就是要宽宏很多，要有气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谓义，就是要坚持我们的理想，遇事能沉着应付，而不是覆雨翻云，见利忘义。
教育中缺少了“仁义”二字，自然就会种瓜得豆。
三
半夜还没有睡觉，你老婆问你，为何还不睡觉而在为公益项目写文案。
“为了文案可以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为何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捐钱。”
“你们收那样多善款要做什么？”
“大家机构才会有影响力。”
“影响力有哪些用呢？”
“就才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薪资”
“拿更多的薪资，大家就能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婴幼儿园。”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性”，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外在的、其他人设定的目的行动，而不是为人自己在行动。人本身成为了达成目的的工具，而非具备独立意志的人。
一个真的自由独立的人，不是考虑任何事情能否干成，而是考虑这个事情自己是不是想干，自己想如何干。后者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当成目的来对待，而不是台上谦谦君子，台下相互借助。
做公益需要筹款，你是用“脏钱”去套腾讯的钱呢，还是打“泪点”忽悠老百姓捐钱，还是，把事情说得明了解白，捐不捐随缘。这三种方法，虽然拿回来的钱是一样的，但拿钱回来的人却大不同。
对于前两种募款的方法，即使是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密尔也不敢这么干，由于那样做，从长远看会减少次生效益，会损害社会对公益组织的怎么看，会减少更多的人的捐款意愿。
而不少缺少“人本”教育、急于赚快钱的中国人对此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样借助技术和规则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钱搞到手。
公益是件严肃而专业的事情，即使是募款，也要考虑不少细节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四
秦晖说中国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统，教育也是这样。以专教人学些吃饭、养家糊口本事的职业教育，把“学以致用”当指南，以“仓廪实、衣食足”为里子，以“知礼节、知荣辱”为面子。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方法，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极少讲“有钱”将来，该如何做“人”。从职业中学毕业，会点化学常识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里加，把豆制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肠里加，只管自己赚钱，不管别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关的礼节和荣辱教育，尤其是目前的职业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夺不餍”的“狼性”当做职业精神来培养。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念书一知半解，便以为世界的机会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将来国家社会江湖商业非以此为准不可，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当空中楼阁掉到地上碎成一堆微信二维码的时候，以国家为己任的前凸后翘理想立刻瘪变为与有权有势者同流合污，狗苟蝇营。
同样一个学生，为什么校园内外，判若两人？盖其缘由，缺少“人”的教育，心中并无真爱，遇见一点困难，内心就溃不成军。
五
大学教育，本来是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目前却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的。说好点，是培养出一些以“常识”为武器，为利益集团和自己谋利益的“砖家”；说差点，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只不过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和“人性”只有五毛钱的关系。
北大教授钱理群之所以能说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和北大和清华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一样的教育理念所致。北大觉得，文革的发生是由于中国缺少独立考虑的人；而清华感觉，文革的发生是由于中国缺少专业的技术官僚。理想是前凸后翘的，现实是残酷的，九十年代中国官场“清华帝国北大荒”的景象，让北大培养“独立考虑的人”的教育理想，就象南门外的围墙，拆了建，建了拆，最后落入了培养“工具”的泥塘。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要紧。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要了解人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你在那里，往那里去？
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可以任何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掌握将心比心，认可和谅解其他人的立场。一个人只管我们的追求，不管其他人的死活，就像希特勒一样，比较容易变成成极端分子；一个人没立场，仅把大家的好恶做为归属，就是一个媚俗之人。
现在的大学之中，这两种人正源源不绝地涌向社会，由于大家的教育没对他们进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爱文化也好，德性爱文化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宣传各种规则，人的德性是在行为中间培养出来的。一位西方哲人说：“大家通过正当的行为成为正当的人，大家通节日制的行为成有节制的人，大家通过勇敢的行为成为勇敢的人”。
据报道，当大隅良典接到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公告时，他说：“我非常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在日本，不少的知名教授都亲自下实验室，亲自携带学生做实验，亲自复核数据，学生的德性就是老师这么带出来的。
在中国的大学里，像大隅良典这个级别的教授，不少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也会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训斥学生等等。
大隅良典过去如此形容自己“我不喜欢跟人角逐，我没自信能赢”。这句话后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持之以恒，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类都和技术无关，与一个人的精神相连，科学和技术的后面是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是余勇可贾、负重任走远道的精气神。
教育第一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常识和技术。显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太欢乐，太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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