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父母为自己马上走上小升初战场的孩子写的“送行诗”，对于那些无门无路的普通爸爸妈妈，他们只能期待孩子一个人奋战，成为“牛孩”。
然而，在同一场“战争”中，却有一些孩子可以凭着爸爸妈妈的力量，直接跨过厮杀与恶战。他们有着一个一同的身份—“共建生”，作为北京小升初考试中的一种入学形式，已经被光明正大地应用了整整10年。但，在“共建生”三个字之下，却隐藏起了很多的黑暗地带，有专家直言“这一被异化的升学特权，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利益链”。
与权力近期的孩子
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教委正式公布的《关于做好2003年小学、初中入学工作的公告》中，初次出现了“学校可以按报经区县教委批准的名单接收‘共建’单位的职工子弟入学”的表述，共建生得以规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首善之城北京只有十年历史，事实上，它有着悠久的“红色”传统，几乎与共和国同龄。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短暂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缘由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在《南方周末》的报道《“条子生”、“共建生”很难革除的权力择校》中，这段历史被描绘了出来。
那时的北京城，官员扎堆，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六一婴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101中学等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这类“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是徐特立，其本意是在战争年代“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培养才”。
但这类干部子弟学校从迁往北京后，日渐变了味道，成为“红二代”的专用，据公开报道，在当年的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些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可以开除我，我父亲还管着学校哩！’”
最后，这一政策引起了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看重。1953年，周恩来考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可以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1955年，京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开始同意社会其他阶层的孩子。
干部子弟学校在1955年被取消设置，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却并未被斩尽。
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机关员工的子女的教育再一次以“需要如此”的原因浮出水面：在外交范围，因为外交部的员工多数长期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在军队，因为“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与政治关系，部队大院的孩子也需要得到教育的支持，才能令父母安心保家卫国……于是，事实上的共建生出现了。同时，那些暂不拥有“需要如此”的政府部门官员，开始写起了“条子”，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给重点学校负责人批条子是没办法令学校拒绝的原因。
“共建生”与“条子生”的雏形暗暗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北京小升初升学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1998年，北京小升初取消了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具体来讲就是将一个地区内的学校招生名额平均分配，适龄学生进入哪所中学随机抽选。此举为了减轻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实行就近免试入学，但这所谓的“平衡”却好像在政策层面阻断了特权阶层子女的上学路。
同时，电脑派位引发了多个有关方的不满—名校不满生源水平降低；权力机构的父母不满孩子被派位到普通学校；普通家庭父母也不满自己成绩出色的孩子不可以上名校。此时，恪守就近、免试电脑派位的国家政策，多年之后，教育资源均衡的目的或可达到。但政策却飞速变形—名校开始通过培训机构“点招”出色生源；“条子生”将权力变现为个体的升学捷径；“共建生”则揉和权力和资金，让少数人公开优先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2003年，一直暗地运作的“共建生”首次直接出目前北京教委的政策文本中，名校与国家部委、大型国企等势力机构展开了正式合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进步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直接指出：“重点学校与势力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势力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很难革除的主要原因。”
但坊间的议论并未起到制衡之用途，从正式诞生之日起，共建生就以蓬勃的姿态恣意成长，进步至今，共建的单位也从原来的部委机关进步到目前的各行各业，房产商、街道、派出所等，他们与学校打造了透明的共建关系。不透明的只是共建的门槛、招生的比率与其间的利益流动。
大共建、小共建
“每天糖果果”是网上小升初平台上一位有共建资格的孩子父母。2011年9月16日，她在平台发帖询问“大家单位跟八中是共建单位，所以刚接到公告可以报名参加八中辅导班的入班考试，不了解需不需要给孩子报名。”
她只有9天的考虑时间，9月25日就是考试报名的日子，据了解共建生入培训机构的考试同“坑班”一样也是异常热门。让“每天糖果果”犹豫的是“不太了解这一方法有多大用，不是感觉八中不够好，就是了解淘汰率太高，感觉期望不大。”
但她还是在单位给孩子报了名，参加了共建生辅导班入班考试，参加考试的孩子有600人，最后会依据成绩录取约220人左右。
“每天糖果果”并没把期望全抱在共建培训机构上，她还是给孩子另外报了个“坑班”。
“每天糖果果”的故事是共建生进步至今的真实状况之一，共建生多到了也得分三六九等。一所重点中学的共建单位，多的可达60多家，鱼龙相较，实力不足的共建单位就成为“陪着玩”的角色，而某些拥有强势资源和背景的单位却维持着与四五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关系。
易教网专家把这一现象分类为“大共建”和“小共建”，“每天糖果果”的单位就是“大共建”，“大共建”单位的孩子参加考试更多地期望多获得一次机会，而“真的权力部门的子女根本无需考试，保证100%的名额，这个叫‘小共建’。”
据他介绍，所谓的“小共建”，多为“中”字头的强势部门和大型垄断国企，这类部门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来，没名额限制。
而“大共建”的单位职工，入学的几率就远远小于“小共建”的单位，不但需要考试，还需要“拼爹”。拼爹的筹码是父母与单位工会或者“共建办公室”负责人的关系和自己在单位的地位，“至少也得是个中层干部，而且最好不要遇见同单位职工结婚生子上学的高峰。”
不过，无论是“大共建”、“小共建”，这类参与共建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学。除此之外，另一个一同点是共建生入学无论考试与否都需要交钱，这也是学校乐于与这类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达成共建关系的要紧物质缘由。
北京某区教委员工透露，根据该区政策，学校不能直接收取共建生的成本，父母需要将成本交给区教委，区教委再向学校返还80%。
每一个共建单位需要交纳多少成本，每个名校共建生的具体数目、怎么收费，这类敏锐数字，都没办法通过公开信息查看到。
不公开的另一个口子是，共建名额还可出售。权力部门的员工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以共建的名义入学，还可以通过自己力量疏通学校与共建单位的关系，帮助亲友等通过自掏共建成本，以共建生的名额进入学校，被帮助的人假如给予答谢，还有个堂而皇之的名目—“占位费”。
凡此种种，不只加剧了小升初考试的不公平，更把“共建生”这一形式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截至现在，关于共建生招生名额与招生比率是十年来最大的谜题。
“北京没统计公布过，我估计市教委也不了解，但从我跟每个学校的接触来看，大概每年会给到总的招生名额的10%左右。”闻风在过去的采访中透露。而在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则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率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利益一同体
在小升初的战场上，教育部门公开反对“占坑”，曾多次颁布规定称学校办“占坑班”就属违规行为，将严厉处罚。
“但其实共建才是最大的‘占坑’，而且不是‘占一个坑’，是‘集体占坑’”，北京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曾公开表示。
一反面反对“占坑”，其次允许“共建生”，两者本质都是违背就近、免试入学的国家规定，前者表面违规；后者公开行事，差别只在于“占坑”拼的是只不过孩子、“共建生”不可以不“拼爹”。
链条的一端是共建单位，在小升初的战场上，有钱却送不出去的案例比比皆是，只有权力才是“永恒的春药”。据业内人士透露，有的共建单位是以为职工谋福利的方法申请专项资金。
链条的另一端是重点中学，较之共建单位，情形略微复杂。学校不但收取共建成本，其次“共建单位可以给学校提供不少便利，有的事情不是你有钱就能解决的，但有共建单位这层关系，就比较容易解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同意媒体采访时，道出了共建对学校的一大好处。
在北京，官方10多年前就取消了市重点中学、区重点中学的评比，但直到目前，当年的重点中学依旧私下被视为重点中学。名校之所以能长年风光，与每年都招进不少官员子女密不可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就曾多次指出“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水平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同时，“共建”还可以为重点学校“掐尖”提供名目。京城某培训部负责人就曾透露，假如一名考生考试名次很靠前，重点学校就会从共建生里挤一些名额，由于共建生不受学籍、户籍、片区的限制，“掐尖”可以掐得理所当然，“可能，这也是由于在部分特权阶层子弟成绩较差，却需要挤占升学名额的情形下，重点中学的一种变相‘弥补’”。
近期几年，共建生中存在的特权与不公平正被愈加多的人所知道，需要取消共建生的呼声也一波高过一波，但主管部门却一直未有行动，并且对于共建生的规定也越发语焉不详。
在共建生规范化的初始阶段，北京教委内部曾有规定，需要“两控”，即“共建费控制在3万元以内，分数控制在分数线10分以内。但实行之后却发现，效果甚微，根本没办法控制，然而却再无有关文件颁布。
2010年，面对社会对共建生引发教育不公的议论，北京教委负责人在同意采访时，曾明确需要每个区县教委严格控制共建单位的数目和学生人数，统一批准共建单位、协议和学生名单，统一收取共建资金并统筹用，并对各学校现有共建单位数目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数目和比率进行摸底。时隔三年，摸底结果一直未公布。
可能对共建生的管理的确困难程度巨大，在北京教委随后颁布的政策中，其表达更为温和。2012年5月，北京教委颁布《北京教育委员会关于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建议》，在“入学方法”一项中，仅提到“共建单位学生入学由区县教委依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拟定具体入学策略”，对于具体策略和类似数目控制等内容再未提及。
一位知道内情的有关人士透露，尽管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共建生招生上的种种弊病与不公，但真要采取手段时，就会招到某些部门的“施压”。
而除去上述理由，北京各级教委也可因“共建”直接获得利益。央视“聚焦小升初”调查中，曾明确提到共建费会先交教委，直接打入其北京银行账户，最后通过教委将共建费的百分之七八十返回学校。对此，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无奈感叹“共建生是一个政府行为”。
七问共建生
8月20日，中国周刊记者致电北京教委并传真采访提纲，以进一步知道关于共建生的状况。截至8月26日发稿时，一直未收到回复。以下为采访提纲内具体七个问题，这类问题的答案或能够帮助大家愈加知道共建生。
1、2003年，共建生作为规范被北京小升初考试正式使用。当时，为什么要允许共建生这种入学渠道？
2、有专家称，共建生根据共建单位的级别和录取比率，可以分为大共建与小共建，请问这一分类是不是准确？一所重点中学共建生中，所谓大、小共建的比率基本是多少？
3、一个企事业单位能与优质中学达成共建有哪些标准？共建单位需要交纳多少成本？这类成本最后用到什么地方？
4、北京教委内部曾颁布规定，需要对共建生推行“两控”，即“共建费控制在3万以内，分数控制在分数线10分以内”。现在，此“两控”推行状况怎么样？有无超出规定的状况发生，对于违规行为，有无进一步的惩罚方法？
5、在共建生规范上，近几年出现了出售共建名额、学校通过共建变相招好学生等异化行为，这也成为北京教委对共建生规范加大管理的又一动因。请问，对以上违规行为，北京教委是不是对违规学院和职员进行过处置。
6、2010年，北京教委有关负责人在同意采访时公开表示，北京将严格控制共建生数目，需要区县对各学校共建单位数目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数目和比率进行摸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并压缩现有共建生规模。请问，为什么要压缩共建生规模？摸底结果怎么样？全市有多少共建单位，每年有多少共建生入学？
7、有父母觉得，共建生是将关系户公开化和合法化，但本质仍然是少数人优先享有优质初中教育资源，是不公平的入学方法。北京教委怎么样看待共建生的合理性？
中国周刊记者|彭波 北京报道
